文化和社会分配体系的内卷，其实就是王权专制体系的“一体两面”。本书其实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古代的这种王权体系无法支撑起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因为到了最后，皇帝总会产生出稳定需求，而这种体系导致维持系统的成本过高。
为了减轻成本，中国古代往往会采取一种做法，就是“前置控制”。比如，一个人杀了人后果很严重，但如果能在他杀人之前就判断出他要杀人，在他动手之前就遏制他于无形，那就减轻了后果。因此，与西方古代社会的惩罚式体系不同，中国古代社会追求的就是这种前置控制，防范于未然。
但为了达到前置控制，理论上，官员们必须掌控人民的想法、看法，社会的动向，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为了减轻这个工程量，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教育灌输那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思想，让人们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儒教体系的价值所在。
但只要进入了这个前置控制的系统之中，就无法保持开放性，因为开放是要破坏一些既有的非真实的理论，让每个人学会自我思考。这种自我思考既能创造新的知识，也会破坏掉旧知识，而以旧知识体系为根基而建设的制度体系也会随之产生不稳定。因此，必须通过限制开放性，来维持原来体系的稳定性。
专访郭建龙：一旦有了控制和收缩，再想重新追赶和接轨就困难重重
为了减轻成本，中国古代往往会采取一种做法，就是“前置控制”。比如，一个人杀了人后果很严重，但如果能在他杀人之前就判断出他要杀人，在他动手之前就遏制他于无形，那就减轻了后果。因此，与西方古代社会的惩罚式体系不同，中国古代社会追求的就是这种前置控制，防范于未然。
但为了达到前置控制，理论上，官员们必须掌控人民的想法、看法，社会的动向，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为了减轻这个工程量，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教育灌输那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思想，让人们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儒教体系的价值所在。
但只要进入了这个前置控制的系统之中，就无法保持开放性，因为开放是要破坏一些既有的非真实的理论，让每个人学会自我思考。这种自我思考既能创造新的知识，也会破坏掉旧知识，而以旧知识体系为根基而建设的制度体系也会随之产生不稳定。因此，必须通过限制开放性，来维持原来体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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