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从唐人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明人之“惟来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莫不如此。实际上，无论是“抑兼并”旗号下的国家对民设禁，还是“不抑兼并”旗号下的权贵侵民谋私，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权力统治财产”、“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权贵之兼并平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针对平民富人的“抑兼并”之举来实现的，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因为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各种具体交易中没有公正可言，但无疑它在整体上并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此后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规则。
via www.aisixiang.com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从唐人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明人之“惟来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莫不如此。实际上，无论是“抑兼并”旗号下的国家对民设禁，还是“不抑兼并”旗号下的权贵侵民谋私，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权力统治财产”、“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因此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权贵之兼并平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针对平民富人的“抑兼并”之举来实现的，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因为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各种具体交易中没有公正可言，但无疑它在整体上并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此后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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