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一次国常会：关键政策部署

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政府虽不能像土地和资本那样直接通过垄断配置权，持续获取要素垄断利润，但仍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设计，将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和“成本”割裂开。

政府一方面享受农民工和非户籍人口为城市带来的贡献和低人力成本优势（低廉的建设、制造、服务等成本），另一方面却拒绝为这些人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从激励相容的角度来看，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资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如果直接负责配置，就意味着要承担庞大的就业安置与社会保障成本，这是“负收益”。因此政府反而缺乏动力去掌控，而是愿意把劳动力配置权完全交给市场，同时还通过制度设计，试图只享受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并避免承担其“成本”。

对于每个鲜活的“人”（劳动力）本身而言，无疑是这场博弈中最被剥削的群体了，这何尝不是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从这些劳动力身上攫取超额利润呢？

但这是很短视的做法，对于企业而言，虽然也有低用工成本的好处，但同时也受到劳动力制度性分割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不同地区“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缺乏稳定的城市居住和社会保障，导致劳动关系短期化，增加了管理和用工不稳定的成本等等；

对于政府而言，长期来看，劳动力配置效率低下，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8%）赶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将极大释放劳动力要素红利，首先是劳动力要素的效率提升，然后是大幅增加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降低预防性储蓄，消费倾向提升等等好处，从而提升当地经济活力。